“王菲星”获命名！追的星真的成了天上的星
“王菲星”获命名！追的星真的成了天上的星
“王菲星”获命名！追的星真的成了天上的星1980年6月17日,中国著名科学家彭(péng)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时神秘失踪,留下了一张(yīzhāng)简短的字条:“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彭。6月17日,10点30分。”自此(zìcǐ),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时至今日(shízhìjīnrì),过去的四十多年里,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仍然(réngrán)众说纷纭。
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(de)(de)罗布泊，是荒漠中的荒漠，是曾被列为军事禁区的核试验场，是埋藏着楼兰古城的历史(lìshǐ)宝库，也是无数探险家和科考工作者心中的圣地。
45年前，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时不幸失踪，永远地消失(xiāoshī)在那片沙海中。
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震惊了1980年的中国，国家曾组织(zǔzhī)了前后4次大规模的寻找，却始终没发现他的任何踪影。在此后的若干年里，许多敬仰彭加木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探险队，到罗布泊寻找彭加木，也都(dōu)以(yǐ)无果告终(gàozhōng)。
彭加木的(de)失踪(shīzōng)成为20世纪世界科学界之谜，三十多年间，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曾回忆(huíyì)过他失踪前后的事情，坊间也传出许多关于他失踪经过的版本。然而时至今日(shízhìjīnrì)，彭加木的遗体没有找到，他的失踪之谜也没有解开。
彭加木（左）在新疆考察(kǎochá)时留影。
1980年6月24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(lǐ)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，原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新疆生物(shēngwù)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，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，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，他已经(yǐjīng)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，当(dāng)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仍唏嘘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一下子(yīxiàzi)安静了，我更是不敢相信，彭加木是我的战友和同事(tóngshì)，我当时只有(zhǐyǒu)一个念头，赶快赶回去，到现场去找他，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，夏训(xiàxùn)诚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。他们一起筹备了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(kǎochá)队，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，夏训诚任副队长(fùduìzhǎng)，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，让他参加考察团，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征求彭加木意见时，彭加木态度鲜明(xiānmíng)地劝说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赴美考察，不能失去难得的(de)好机会。“他还(hái)说，从长远看，这次进入罗布泊的项目考察，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，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，他建议(jiànyì)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，并告诉全世界：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了(le)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(zài)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了(le)巨大轰动，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一个多月(yígèduōyuè)后，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，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之约了。
1980年的(de)中国，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，电视都(dōu)尚未普及，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新闻报道的人(rén)，是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，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，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(fùjiàoshòu)徐鹏告诉他(tā)，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，彭加木在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(zhèyàng)的信息在(zài)当时是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，赵全章在归途中，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。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(zhíbānshì)核实了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情况，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，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(gōng)领导看的内参，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：只有一两架飞机，地面(dìmiàn)搜索人员也很不够(bùgòu)，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，新华社社长(shèzhǎng)穆青看了内参上这一新闻，当即决定：发公开稿(gǎo)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，新华社新疆分社在6月23日晚上，发出了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(de)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，中科院上海(shànghǎi)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，让她心里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，全国的(de)媒体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(zhètiáo)新闻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，不幸(bùxìng)失踪。
消息一出，举(jǔ)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(hé)数次寻找(xúnzhǎo)的毫无结果，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成了当时全国最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(xúnrén)的队伍；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向新疆，一时间，彭加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，彭加木并(bìng)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的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100多年间，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(dì)。从19世纪末(shìjìmò)开始，这里就曾吸引一批(yīpī)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，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，也不曾(bùcéng)挡住人们走近它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，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，在一场突然而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(bùxìngyùnàn)。
这片极具危险(wēixiǎn)的“死亡之海”，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？
1964年10月(yuè)16日(rì)，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，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核试验(héshìyàn)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(jīdì)所在的位置，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(luóbùpō)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，漫长的历史中(zhōng)，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(néng)看出，这里曾经是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(zhōng)国的史料典籍中，罗布泊曾有过许多(xǔduō)名称：有的因它的特点而命名，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；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，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，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(luóbùnàoěr)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，意为多水汇集(huìjí)之湖。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的(de)最低处，海拔780公尺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，形成(xíngchéng)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(zàilìshǐshàng)，罗布泊的最大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，曾是(shì)中国第二大内陆湖，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居，冬夏不增减”，可见它(tā)当时的丰盈(fēngyíng)，古人甚至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，这种说法从先秦至清末，流传(liúchuán)了2000多年。
直到(zhídào)20世纪(shìjì)中后期，塔里木河流量减少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，从(cóng)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上，人类第一次(dìyīcì)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。
照片中(zhōng)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(ěrduǒ)，不但有耳轮、耳孔，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奇特的地貌是(shì)湖水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卫星拍下的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(luóbùpō)。
罗布泊的神秘之处，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的地理构造，更源于它的特殊(tèshū)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(lìshǐ)传说。
罗布泊(luóbùpō)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，是在“楼兰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，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(guó)、公元630年消亡，历时800多年。随着楼兰国的消亡，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，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的故道不复存在，罗布荒原逐渐被(bèi)人们所遗忘。
直到1900年3月，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(de)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，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沙砾(shālì)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，这一“神迹(shénjì)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，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荒原上的“沙埋文明”，轰动一时。神秘(shénmì)的“楼兰(lóulán)”是20世纪最伟大(wěidà)的考古成就之一，而楼兰古国所在的这一片(yīpiàn)罗布荒原，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(nàbù)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：“罗布泊使我惊讶，它像(xiàng)座仙湖(xiānhú)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在和煦的阳光下，我乘舟而行，如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沙漠咸湖，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(huídào)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(chūyè)，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到新疆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，斯文·赫定认为(rènwéi)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，由于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(níshā)，沉积后抬高了湖底，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，又过许多年，抬高的湖底会(huì)由于风蚀再次降低，湖水再度回流，这个周期为1510年，所以，他认为罗布泊是(shì)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(zhè)一学说，在当时曾得到了世界普遍(pǔbiàn)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这片幽灵般的湖泊，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(jídà)兴趣。
1927年，中国科学(kēxué)家第一次靠近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(kǎochá)时(shí)，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组成一个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(zhīmíng)学者徐炳旭担任中方团长，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(shǒuqūyīzhǐ)的专家，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持续到1933年，考察队先后在(zài)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，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，在国内(guónèi)出版，引起很大(hěndà)反响。
此后(cǐhòu)的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(xīn)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，罗布荒原终于又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，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(kǎochá)队对塔里木(tǎlǐmù)下游和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(de)一次综合考察，当时，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组考察，遗憾地与当时尚未(shàngwèi)干涸(gānhé)的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，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，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，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彻底分流，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，罗布泊在上世纪70年代初(chū)全部干涸了，终结了它(tā)作为(zuòwéi)一个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，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，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(zài)将近20年的时间里(lǐ)，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这个地区。
彭加木也(yě)没有参加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的医院中，与(yǔ)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，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，22岁的(de)广东番禺青年彭家(péngjiā)睦从中央大学（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）农学院毕业，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，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，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(yánjiūsuǒ)工作。
1956年初，中央发出了“向科学(kēxué)进军”的号召，正当此时，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(jīhuì)。
科学院(kēxuéyuàn)的领导研究决定，派年轻(niánqīng)的彭家睦到莫斯科去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，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，无疑是(shì)(shì)一个好机会，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，但是他马上又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(jiù)在这个当口，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，组织了综合(zōnghé)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”，吸收各方面科技人才，准备组成若干(ruògān)小组，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(qù)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，31岁的彭家睦面临重要的人生(rénshēng)选择，经过反复考虑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：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(zuòchū)选择，我考虑的结果，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，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，别的同志也乐于(lèyú)去(qù)干，为了让科学(kēxué)在祖国遍地开花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(zài)同样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，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：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比边疆要好得多，而且他当时(dāngshí)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，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，他甘愿做铺路石子(zi)。”
1956年3月， 彭家睦的(de)申请正式(zhèngshì)得到了批准，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(shànghǎi)生物化学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，当时的职务是助理研究员。
此时，他(tā)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(le)北京(běijīng)。在迁户口时，彭家睦打了一个改名报告，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，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，在迁户口之前，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(de)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(zhōng)国边疆科考，彭加木直接(zhíjiē)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(yuànzhǎng)郭沫若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，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，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，其实是他(tā)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，着眼于(zhuóyǎnyú)小家，太狭隘了；他要跳出(tiàochū)小家庭，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(de)秋天，彭加木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。当时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，而在生物化学(shēngwùhuàxué)研究方面(fāngmiàn)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(yīdào)新疆，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，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，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。
1957年初，彭加木突然被(bèi)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，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，医生们根据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，彭加木最多(duō)只能(zhǐnéng)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(huòbùdānxíng)的是，在住院期间，彭加木又被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淋巴瘤，患这种病一般(yìbān)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(de)彭加木却没有被病魔(bìngmó)打倒，一年以后，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，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，回到新疆(xīnjiāng)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(chūntiān)，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，又踏上了西行的旅程，彭加木与罗布泊(luóbùpō)也从此正式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，一共(yīgòng)有过(yǒuguò)四次对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(nián)，彭加木曾到过罗布泊北部地区，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，他发现此地(cǐdì)土壤中的钾含量非常(fēicháng)高。1964年，他对(duì)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，由彭加木带队，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(gōngzuòzhě)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(yuè)上旬到10月下旬，历时40多天，行程近5000公里。
在对流入罗布泊的几条河的钾含量(hánliàng)作了初步分析后，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(kěnéng)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，在我国属大宗紧缺矿种，中国境内可溶性(kěróngxìng)钾盐资源严重不足，需要(xūyào)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(tóngshí)判断，在罗布泊的盐层中，还含有宝贵的原料(yuánliào)，比如制造飞机所需的镁，稀有金属锂等。另外，那里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(shì)重要的中子减速器，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，此外，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，属于(shǔyú)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(yǐlái)，我国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(tóurù)大量(dàliàng)的人力和经费，除了(le)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，其它地区成果甚微，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，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，在塔里木河下游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发现河水的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(zīliào)推算出河水的流量，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，由此估算(gūsuàn)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，可能还含有其他(qítā)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，彭加木是第一个提出罗布泊(luóbùpō)有(yǒu)钾盐矿(kuàng)的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，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新疆进行这(zhè)一次考察时，彭加木39岁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(zhèpiàn)神秘区域最初的研究(yánjiū)目标。遗憾的是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神秘大门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再次打开(dǎkāi)的时候，他已经54岁了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还算年轻。然而，重新(chóngxīn)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，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(nián)的冬天，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，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(fùsuǒzhǎng)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，由中日联合组成(zǔchéng)的(de)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来新疆(xīnjiāng)，在罗布泊附近进行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，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60年代被列为军事禁区，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训诚(xùnchéng)来说，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(yuánmèng)”一样，兴奋之余，他突然想到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(zhìlǐ)的夏训诚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，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结识多年(duōnián)，“我知道他一直想(xiǎng)去罗布泊找钾盐，这个机会千载难逢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，他把这个(zhègè)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彭加木，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连(lián)说“太好了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(réngrán)记得，彭加木当时像孩子(háizi)一样握着他的手，一直恳求他帮忙，与有关单位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，当时联系的(de)过程颇为复杂，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(wǒ)了解，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此行进入罗布泊，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的。”最终，执着(zhízhuó)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(jīhuì)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(búshì)一个严格的科学考察的组织，但是每一个队员都(dōu)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，作为地理工作者，夏训诚关注罗布泊(luóbùpō)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；而对于彭加木来说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(wèi)完成的考察计划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罗布泊地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时间里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(le)沉寂的荒原(huāngyuán)，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(yǎdān)，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，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(huídào)了乌鲁木齐的基地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，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，由他俩(tāliǎ)牵头，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(jiànyì)正式组建考察队，对(duì)罗布泊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，已不仅仅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(kuàng)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俄国人(rén)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，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，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：“罗布泊在中国，而(ér)罗布泊的研究(yánjiū)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表示，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，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(fù)院长，这无疑对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(zuòyòng)。
1980年初(niánchū)，通过各方面的努力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正式下达了成立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(wénjiàn)，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(duìzhǎng)，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，即将(jíjiāng)达成。
根据计划，这次对(duì)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是路线考察，时间定在(zài)1980年的5、6月间，第二年(dìèrnián)再进行后两次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(zhīsuǒyǐ)定(dìng)在这个月份，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(kōngdàng)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(bìng)不周全，“我们当时不知道，实际上罗布泊地区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，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(gōngzuò)，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(míng)专业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，这十位同志组成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，由彭加木率队，罗布泊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，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(le)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(de)通知，夏训诚遗憾地错过(cuòguò)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(jìde)，建议组建考察队时(shí)，彭加木曾悲愤地说：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的足迹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就觉得(juéde)应该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，使它(tā)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！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，而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需要牺牲，他是在进入(jìnrù)罗布泊之前，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以后，彭加木的话一语成(chéng)谶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(de)第一次深入性考察，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(běizhìnán)，纵穿罗布泊。在他看来，只有纵穿罗布泊，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的(de)真实面目。
但是，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(chénggōng)。彭加木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，有一个七人探路小分队，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，有些地面(dìmiàn)松软陷车，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(chētāi)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，损耗过大，无法继续前进(jìxùqiánjìn)。”
那天晚上，考察队只能原(yuán)地宿营。因为当时所带的汽油和水都消耗了不少，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返回，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(zàidù)前进。
湖底的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，最终用来给考察队开路(kāilù)的，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磅重的大铁锤(tiěchuí)。这个(zhègè)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的，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，大家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，彭加木的意见是(shì)正确(zhèngquè)的。5月30日，考察队重新出发，又一次(yīcì)到了这个地区，大家拿(ná)着铁锤下车，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砸碎。汽车颠簸前行，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，路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，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，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，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，彭加木凿开盐壳(yánké)，从下面瓦(wǎ)蓝色的沙层中取出(qǔchū)一个水样，兴奋地对(duì)大家说：“这里(zhèlǐ)可能有‘重水’！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，这无疑是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(céng)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经历：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(dìdài)，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，是(shì)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(yīxiē)了解，可算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了考察的最后一站(yīzhàn)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(mǐlán)农场以后，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(àn)原定的方案，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，彭加木突然向(xiàng)队员们提出了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(kǎochá)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，还有近一个月时间(shíjiān)。彭加木建议暂不回乌鲁木齐，利用剩下的(de)这些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对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，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，曾完成了(le)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，这次，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而过(guò)，他计划在余下(yúxià)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，穿过疏流河直至敦煌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，最后(zuìhòu)再回乌鲁木齐(wūlǔmùqí)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，但最终大家还是决定(juédìng)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(xiàng)中科院新疆分院汇报请求(qǐngqiú)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，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，但(dàn)一再嘱咐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，装汽油和水的时候，彭加木提议(tíyì)可以多装一桶汽油，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看，到了库木库(kùmùkù)都克这个(zhègè)地方有水井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计算，到库木库都克只有(zhǐyǒu)400多公里，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，在这一段路上，考察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(dà)麻烦。
6月11日，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，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(xiǎoshí)，车子只走了58公里，还不到计划(jìhuà)行程(xíngchéng)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是松软(sōngruǎn)的沙石地，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，就是那辆困在了沙窝子，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，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，结果，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，考察队终于赶到了库木库都克，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，却不得不再次(zàicì)外出——由于行程被耽搁，出发时带的汽油和(hé)水此时都快要(kuàiyào)消耗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(kùmùkù)都克”是维吾尔语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，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，休息(xiūxī)了(le)一会儿，便立刻出发去找水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(de)是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井的踪影。眼下，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车行驶几十公里(jǐshígōnglǐ)；水，则只剩下一汽油桶，且(qiě)已变质，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(hé)汽油，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，几乎陷入绝境的考察队决定向部队(bùduì)紧急求助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，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：“我们(wǒmen)已到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(shígōnglǐ)。我们缺油(yóu)和水，请求紧急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，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，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(huífù)的(de)时候，彭加木提出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，用(yòng)直升机运水太贵了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，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，从(cóng)驻军基地(jīdì)到宿营地，来回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，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，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(tīngshuō)，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“八一泉”加过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(shū)流河故道北岸，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0公里处(chù)。
所以，彭加木建议开车再往东面去找(zhǎo)一次水井，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队员们(men)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，这一路线要用掉大概半桶汽油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(běn)已不多的汽油，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，再作打算(dǎsuàn)。
第二天上午11点半，考察队收到了部队(bùduì)发来的电报：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，你们不要(búyào)动，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(jiēdào)电报，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彭加木，他拿(ná)着电文走出帐篷，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，于是又(yòu)回帐篷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，大家方感觉有些不妙(bùmiào)了。
此时，司机王万轩走出帐篷，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(yǒu)一张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，彭加木一路上一直(yìzhí)坐在这个(zhègè)位置，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(dìtú)拿起收好，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“我往(wǒwǎng)东去找水井。彭，17／6 10：30”
彭加木失踪前留下的最后(zuìhòu)一张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(zhètiān)上午写下的，日(rì)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，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才发现，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那(nà)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们怎么也想不到，这张(zhèzhāng)字条，竟是彭加木留给世界的最后(zuìhòu)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，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，他们按照字条的指引向东寻，沿着(yánzhe)彭加木那双42号(hào)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(jiǎoyìn)走了将近8公里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最终消失在盐壳地的边缘，搜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(fāngxiàng)。
为了(le)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，队员们(men)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，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(gōuhuǒ)，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，向东方开亮了车前大灯，并每隔一小时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，彭加木可以循着亮光，找到(zhǎodào)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，彭加木消瘦的身影再也没有(méiyǒu)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(rì)凌晨两点，考察队正式发出电报(diànbào)：彭加木走失，下落不明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(zhōngwǔ)，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(shuǐ)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，队员们(men)获救了。第二天，部队又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，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，没有任何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(wéiyī)的(de)(de)突破，是在一片岩石间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，旁边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(duìyǒu)们知道，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，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追踪了几十公里后，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(de)消息。晚上12点，副院长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(gànbù)，由(yóu)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，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(lǐngdǎo)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，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(zhànyì)拉开了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(huíyì)，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，一共有四次。
第一次(dìyīcì)寻找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，6月18日到(rìdào)19日，队员们在宿营地周围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20日到26日，在收到呼救讯号后，当地部队和科考队员出动136人次，空军出动9架(jià)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(xíngfēijī)，在出事地点东西(dōngxī)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(dìsāncì)寻找是在7月(yuè)7日到8月2日，117人，48辆车，29架次飞机，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(wǒ)参加的就是第三次搜寻，当时公安人员还特意(tèyì)带着六条警犬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，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(tàirè)，警犬也丧失了嗅觉，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(de)生还已经基本丧失了(le)希望的时候，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：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地纪念碑(jìniànbēi)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，香港《中报》在头版头条的(de)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(qíwén)。
文中称，当年(dāngnián)9月14日下午7时许，一个名叫周光磊的“中国留美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(zài)华盛顿的一家(yījiā)饭馆吃饭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，新华社记者专门就(jiù)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表示，她和(hé)彭加木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虽然揭穿了所谓(suǒwèi)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，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，一时间出现(chūxiàn)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，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(měiguó)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，这样的说法完全是(shì)无稽之谈，“营地附近都有军事雷达，怎么可能(néng)美国或者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(zǒu)，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？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(péngjiāmù)》一书中，叶永烈回忆，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(de)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(yǒu)澄清流言的目的，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，就(jiù)能够击破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失踪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，第四次搜寻仍然无功而返(wúgōngérfǎn)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，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安排：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标志(biāozhì)；授予(shòuyǔ)他革命烈士称号；在上海龙华(lónghuá)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在(zài)罗布荒原(huāngyuán)，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名字。
此后数年，坊间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各种传闻，甚至曾有人怀疑(huáiyí)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(duìyǒu)起了争执(zhēngzhí)，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，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，但(dàn)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。
他认为，彭加木失踪的原因(yuányīn)，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，彭加木只身外出后迷路(mílù)，被(bèi)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记录，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，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的大风，黄沙(huángshā)滚动，天昏地暗。
其二，彭加木在雅丹土包阴面休息时，被坍塌(tāntā)的松土掩埋(yǎnmái)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，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(dàxiǎobùděng)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，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(jiānyìng)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，一刮大风，沙层极易坍塌，把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。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一直到今天，人们其实从未(cóngwèi)停止对他的寻找，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(zhōng)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，但是至今，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(jǐshínián)间，人们(rénmen)一遍一遍用红色的油漆，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彭加木曾用生命开启了中国科学界(kēxuéjiè)对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那次成功的考察，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(dǎxià)了重要基础，中国(zhōngguó)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了罗布泊(luóbùpō)研究的发言权，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，根据他(tā)当年提出的关于钾盐(jiǎyán)的观点，数十年后，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，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，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了2.5亿吨，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(wújiǎ)”的帽子。
直至今日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仍旧身埋在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(de)身体，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激励：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(jīngshén)，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(yuè)7日
原标题：沙海迷途(mítú)——彭加木失踪之谜
来源：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(hào)
1980年6月17日,中国著名科学家彭(péng)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时神秘失踪,留下了一张(yīzhāng)简短的字条:“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彭。6月17日,10点30分。”自此(zìcǐ),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时至今日(shízhìjīnrì),过去的四十多年里,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仍然(réngrán)众说纷纭。
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(de)(de)罗布泊，是荒漠中的荒漠，是曾被列为军事禁区的核试验场，是埋藏着楼兰古城的历史(lìshǐ)宝库，也是无数探险家和科考工作者心中的圣地。
45年前，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时不幸失踪，永远地消失(xiāoshī)在那片沙海中。
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震惊了1980年的中国，国家曾组织(zǔzhī)了前后4次大规模的寻找，却始终没发现他的任何踪影。在此后的若干年里，许多敬仰彭加木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探险队，到罗布泊寻找彭加木，也都(dōu)以(yǐ)无果告终(gàozhōng)。
彭加木的(de)失踪(shīzōng)成为20世纪世界科学界之谜，三十多年间，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曾回忆(huíyì)过他失踪前后的事情，坊间也传出许多关于他失踪经过的版本。然而时至今日(shízhìjīnrì)，彭加木的遗体没有找到，他的失踪之谜也没有解开。
彭加木（左）在新疆考察(kǎochá)时留影。
1980年6月24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(lǐ)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，原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新疆生物(shēngwù)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，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，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，他已经(yǐjīng)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，当(dāng)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仍唏嘘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一下子(yīxiàzi)安静了，我更是不敢相信，彭加木是我的战友和同事(tóngshì)，我当时只有(zhǐyǒu)一个念头，赶快赶回去，到现场去找他，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，夏训(xiàxùn)诚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。他们一起筹备了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(kǎochá)队，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，夏训诚任副队长(fùduìzhǎng)，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，让他参加考察团，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征求彭加木意见时，彭加木态度鲜明(xiānmíng)地劝说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赴美考察，不能失去难得的(de)好机会。“他还(hái)说，从长远看，这次进入罗布泊的项目考察，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，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，他建议(jiànyì)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，并告诉全世界：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了(le)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(zài)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了(le)巨大轰动，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一个多月(yígèduōyuè)后，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，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之约了。
1980年的(de)中国，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，电视都(dōu)尚未普及，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新闻报道的人(rén)，是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，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，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(fùjiàoshòu)徐鹏告诉他(tā)，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，彭加木在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(zhèyàng)的信息在(zài)当时是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，赵全章在归途中，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。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(zhíbānshì)核实了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情况，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，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(gōng)领导看的内参，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：只有一两架飞机，地面(dìmiàn)搜索人员也很不够(bùgòu)，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，新华社社长(shèzhǎng)穆青看了内参上这一新闻，当即决定：发公开稿(gǎo)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，新华社新疆分社在6月23日晚上，发出了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(de)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，中科院上海(shànghǎi)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，让她心里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，全国的(de)媒体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(zhètiáo)新闻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，不幸(bùxìng)失踪。
消息一出，举(jǔ)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(hé)数次寻找(xúnzhǎo)的毫无结果，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成了当时全国最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(xúnrén)的队伍；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向新疆，一时间，彭加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，彭加木并(bìng)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的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100多年间，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(dì)。从19世纪末(shìjìmò)开始，这里就曾吸引一批(yīpī)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，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，也不曾(bùcéng)挡住人们走近它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，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，在一场突然而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(bùxìngyùnàn)。
这片极具危险(wēixiǎn)的“死亡之海”，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？
1964年10月(yuè)16日(rì)，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，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核试验(héshìyàn)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(jīdì)所在的位置，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(luóbùpō)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，漫长的历史中(zhōng)，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(néng)看出，这里曾经是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(zhōng)国的史料典籍中，罗布泊曾有过许多(xǔduō)名称：有的因它的特点而命名，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；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，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，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(luóbùnàoěr)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，意为多水汇集(huìjí)之湖。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的(de)最低处，海拔780公尺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，形成(xíngchéng)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(zàilìshǐshàng)，罗布泊的最大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，曾是(shì)中国第二大内陆湖，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居，冬夏不增减”，可见它(tā)当时的丰盈(fēngyíng)，古人甚至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，这种说法从先秦至清末，流传(liúchuán)了2000多年。
直到(zhídào)20世纪(shìjì)中后期，塔里木河流量减少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，从(cóng)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上，人类第一次(dìyīcì)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。
照片中(zhōng)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(ěrduǒ)，不但有耳轮、耳孔，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奇特的地貌是(shì)湖水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卫星拍下的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(luóbùpō)。
罗布泊的神秘之处，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的地理构造，更源于它的特殊(tèshū)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(lìshǐ)传说。
罗布泊(luóbùpō)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，是在“楼兰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，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(guó)、公元630年消亡，历时800多年。随着楼兰国的消亡，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，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的故道不复存在，罗布荒原逐渐被(bèi)人们所遗忘。
直到1900年3月，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(de)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，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沙砾(shālì)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，这一“神迹(shénjì)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，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荒原上的“沙埋文明”，轰动一时。神秘(shénmì)的“楼兰(lóulán)”是20世纪最伟大(wěidà)的考古成就之一，而楼兰古国所在的这一片(yīpiàn)罗布荒原，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(nàbù)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：“罗布泊使我惊讶，它像(xiàng)座仙湖(xiānhú)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在和煦的阳光下，我乘舟而行，如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沙漠咸湖，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(huídào)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(chūyè)，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到新疆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，斯文·赫定认为(rènwéi)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，由于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(níshā)，沉积后抬高了湖底，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，又过许多年，抬高的湖底会(huì)由于风蚀再次降低，湖水再度回流，这个周期为1510年，所以，他认为罗布泊是(shì)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(zhè)一学说，在当时曾得到了世界普遍(pǔbiàn)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这片幽灵般的湖泊，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(jídà)兴趣。
1927年，中国科学(kēxué)家第一次靠近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(kǎochá)时(shí)，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组成一个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(zhīmíng)学者徐炳旭担任中方团长，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(shǒuqūyīzhǐ)的专家，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持续到1933年，考察队先后在(zài)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，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，在国内(guónèi)出版，引起很大(hěndà)反响。
此后(cǐhòu)的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(xīn)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，罗布荒原终于又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，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(kǎochá)队对塔里木(tǎlǐmù)下游和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(de)一次综合考察，当时，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组考察，遗憾地与当时尚未(shàngwèi)干涸(gānhé)的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，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，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，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彻底分流，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，罗布泊在上世纪70年代初(chū)全部干涸了，终结了它(tā)作为(zuòwéi)一个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，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，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(zài)将近20年的时间里(lǐ)，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这个地区。
彭加木也(yě)没有参加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的医院中，与(yǔ)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，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，22岁的(de)广东番禺青年彭家(péngjiā)睦从中央大学（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）农学院毕业，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，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，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(yánjiūsuǒ)工作。
1956年初，中央发出了“向科学(kēxué)进军”的号召，正当此时，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(jīhuì)。
科学院(kēxuéyuàn)的领导研究决定，派年轻(niánqīng)的彭家睦到莫斯科去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，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，无疑是(shì)(shì)一个好机会，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，但是他马上又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(jiù)在这个当口，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，组织了综合(zōnghé)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”，吸收各方面科技人才，准备组成若干(ruògān)小组，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(qù)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，31岁的彭家睦面临重要的人生(rénshēng)选择，经过反复考虑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：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(zuòchū)选择，我考虑的结果，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，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，别的同志也乐于(lèyú)去(qù)干，为了让科学(kēxué)在祖国遍地开花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(zài)同样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，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：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比边疆要好得多，而且他当时(dāngshí)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，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，他甘愿做铺路石子(zi)。”
1956年3月， 彭家睦的(de)申请正式(zhèngshì)得到了批准，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(shànghǎi)生物化学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，当时的职务是助理研究员。
此时，他(tā)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(le)北京(běijīng)。在迁户口时，彭家睦打了一个改名报告，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，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，在迁户口之前，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(de)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(zhōng)国边疆科考，彭加木直接(zhíjiē)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(yuànzhǎng)郭沫若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，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，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，其实是他(tā)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，着眼于(zhuóyǎnyú)小家，太狭隘了；他要跳出(tiàochū)小家庭，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(de)秋天，彭加木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。当时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，而在生物化学(shēngwùhuàxué)研究方面(fāngmiàn)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(yīdào)新疆，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，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，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。
1957年初，彭加木突然被(bèi)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，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，医生们根据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，彭加木最多(duō)只能(zhǐnéng)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(huòbùdānxíng)的是，在住院期间，彭加木又被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淋巴瘤，患这种病一般(yìbān)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(de)彭加木却没有被病魔(bìngmó)打倒，一年以后，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，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，回到新疆(xīnjiāng)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(chūntiān)，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，又踏上了西行的旅程，彭加木与罗布泊(luóbùpō)也从此正式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，一共(yīgòng)有过(yǒuguò)四次对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(nián)，彭加木曾到过罗布泊北部地区，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，他发现此地(cǐdì)土壤中的钾含量非常(fēicháng)高。1964年，他对(duì)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，由彭加木带队，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(gōngzuòzhě)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(yuè)上旬到10月下旬，历时40多天，行程近5000公里。
在对流入罗布泊的几条河的钾含量(hánliàng)作了初步分析后，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(kěnéng)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，在我国属大宗紧缺矿种，中国境内可溶性(kěróngxìng)钾盐资源严重不足，需要(xūyào)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(tóngshí)判断，在罗布泊的盐层中，还含有宝贵的原料(yuánliào)，比如制造飞机所需的镁，稀有金属锂等。另外，那里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(shì)重要的中子减速器，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，此外，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，属于(shǔyú)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(yǐlái)，我国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(tóurù)大量(dàliàng)的人力和经费，除了(le)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，其它地区成果甚微，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，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，在塔里木河下游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发现河水的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(zīliào)推算出河水的流量，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，由此估算(gūsuàn)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，可能还含有其他(qítā)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，彭加木是第一个提出罗布泊(luóbùpō)有(yǒu)钾盐矿(kuàng)的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，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新疆进行这(zhè)一次考察时，彭加木39岁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(zhèpiàn)神秘区域最初的研究(yánjiū)目标。遗憾的是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神秘大门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再次打开(dǎkāi)的时候，他已经54岁了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还算年轻。然而，重新(chóngxīn)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，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(nián)的冬天，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，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(fùsuǒzhǎng)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，由中日联合组成(zǔchéng)的(de)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来新疆(xīnjiāng)，在罗布泊附近进行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，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60年代被列为军事禁区，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训诚(xùnchéng)来说，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(yuánmèng)”一样，兴奋之余，他突然想到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(zhìlǐ)的夏训诚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，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结识多年(duōnián)，“我知道他一直想(xiǎng)去罗布泊找钾盐，这个机会千载难逢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，他把这个(zhègè)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彭加木，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连(lián)说“太好了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(réngrán)记得，彭加木当时像孩子(háizi)一样握着他的手，一直恳求他帮忙，与有关单位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，当时联系的(de)过程颇为复杂，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(wǒ)了解，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此行进入罗布泊，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的。”最终，执着(zhízhuó)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(jīhuì)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(búshì)一个严格的科学考察的组织，但是每一个队员都(dōu)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，作为地理工作者，夏训诚关注罗布泊(luóbùpō)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；而对于彭加木来说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(wèi)完成的考察计划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罗布泊地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时间里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(le)沉寂的荒原(huāngyuán)，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(yǎdān)，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，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(huídào)了乌鲁木齐的基地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，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，由他俩(tāliǎ)牵头，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(jiànyì)正式组建考察队，对(duì)罗布泊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，已不仅仅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(kuàng)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俄国人(rén)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，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，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：“罗布泊在中国，而(ér)罗布泊的研究(yánjiū)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表示，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，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(fù)院长，这无疑对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(zuòyòng)。
1980年初(niánchū)，通过各方面的努力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正式下达了成立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(wénjiàn)，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(duìzhǎng)，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，即将(jíjiāng)达成。
根据计划，这次对(duì)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是路线考察，时间定在(zài)1980年的5、6月间，第二年(dìèrnián)再进行后两次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(zhīsuǒyǐ)定(dìng)在这个月份，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(kōngdàng)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(bìng)不周全，“我们当时不知道，实际上罗布泊地区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，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(gōngzuò)，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(míng)专业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，这十位同志组成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，由彭加木率队，罗布泊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，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(le)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(de)通知，夏训诚遗憾地错过(cuòguò)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(jìde)，建议组建考察队时(shí)，彭加木曾悲愤地说：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的足迹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就觉得(juéde)应该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，使它(tā)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！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，而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需要牺牲，他是在进入(jìnrù)罗布泊之前，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以后，彭加木的话一语成(chéng)谶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(de)第一次深入性考察，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(běizhìnán)，纵穿罗布泊。在他看来，只有纵穿罗布泊，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的(de)真实面目。
但是，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(chénggōng)。彭加木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，有一个七人探路小分队，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，有些地面(dìmiàn)松软陷车，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(chētāi)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，损耗过大，无法继续前进(jìxùqiánjìn)。”
那天晚上，考察队只能原(yuán)地宿营。因为当时所带的汽油和水都消耗了不少，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返回，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(zàidù)前进。
湖底的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，最终用来给考察队开路(kāilù)的，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磅重的大铁锤(tiěchuí)。这个(zhègè)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的，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，大家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，彭加木的意见是(shì)正确(zhèngquè)的。5月30日，考察队重新出发，又一次(yīcì)到了这个地区，大家拿(ná)着铁锤下车，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砸碎。汽车颠簸前行，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，路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，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，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，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，彭加木凿开盐壳(yánké)，从下面瓦(wǎ)蓝色的沙层中取出(qǔchū)一个水样，兴奋地对(duì)大家说：“这里(zhèlǐ)可能有‘重水’！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，这无疑是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(céng)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经历：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(dìdài)，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，是(shì)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(yīxiē)了解，可算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了考察的最后一站(yīzhàn)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(mǐlán)农场以后，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(àn)原定的方案，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，彭加木突然向(xiàng)队员们提出了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(kǎochá)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，还有近一个月时间(shíjiān)。彭加木建议暂不回乌鲁木齐，利用剩下的(de)这些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对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，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，曾完成了(le)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，这次，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而过(guò)，他计划在余下(yúxià)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，穿过疏流河直至敦煌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，最后(zuìhòu)再回乌鲁木齐(wūlǔmùqí)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，但最终大家还是决定(juédìng)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(xiàng)中科院新疆分院汇报请求(qǐngqiú)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，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，但(dàn)一再嘱咐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，装汽油和水的时候，彭加木提议(tíyì)可以多装一桶汽油，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看，到了库木库(kùmùkù)都克这个(zhègè)地方有水井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计算，到库木库都克只有(zhǐyǒu)400多公里，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，在这一段路上，考察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(dà)麻烦。
6月11日，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，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(xiǎoshí)，车子只走了58公里，还不到计划(jìhuà)行程(xíngchéng)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是松软(sōngruǎn)的沙石地，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，就是那辆困在了沙窝子，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，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，结果，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，考察队终于赶到了库木库都克，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，却不得不再次(zàicì)外出——由于行程被耽搁，出发时带的汽油和(hé)水此时都快要(kuàiyào)消耗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(kùmùkù)都克”是维吾尔语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，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，休息(xiūxī)了(le)一会儿，便立刻出发去找水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(de)是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井的踪影。眼下，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车行驶几十公里(jǐshígōnglǐ)；水，则只剩下一汽油桶，且(qiě)已变质，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(hé)汽油，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，几乎陷入绝境的考察队决定向部队(bùduì)紧急求助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，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：“我们(wǒmen)已到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(shígōnglǐ)。我们缺油(yóu)和水，请求紧急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，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，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(huífù)的(de)时候，彭加木提出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，用(yòng)直升机运水太贵了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，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，从(cóng)驻军基地(jīdì)到宿营地，来回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，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，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(tīngshuō)，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“八一泉”加过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(shū)流河故道北岸，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0公里处(chù)。
所以，彭加木建议开车再往东面去找(zhǎo)一次水井，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队员们(men)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，这一路线要用掉大概半桶汽油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(běn)已不多的汽油，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，再作打算(dǎsuàn)。
第二天上午11点半，考察队收到了部队(bùduì)发来的电报：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，你们不要(búyào)动，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(jiēdào)电报，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彭加木，他拿(ná)着电文走出帐篷，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，于是又(yòu)回帐篷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，大家方感觉有些不妙(bùmiào)了。
此时，司机王万轩走出帐篷，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(yǒu)一张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，彭加木一路上一直(yìzhí)坐在这个(zhègè)位置，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(dìtú)拿起收好，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“我往(wǒwǎng)东去找水井。彭，17／6 10：30”
彭加木失踪前留下的最后(zuìhòu)一张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(zhètiān)上午写下的，日(rì)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，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才发现，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那(nà)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们怎么也想不到，这张(zhèzhāng)字条，竟是彭加木留给世界的最后(zuìhòu)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，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，他们按照字条的指引向东寻，沿着(yánzhe)彭加木那双42号(hào)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(jiǎoyìn)走了将近8公里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最终消失在盐壳地的边缘，搜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(fāngxiàng)。
为了(le)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，队员们(men)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，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(gōuhuǒ)，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，向东方开亮了车前大灯，并每隔一小时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，彭加木可以循着亮光，找到(zhǎodào)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，彭加木消瘦的身影再也没有(méiyǒu)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(rì)凌晨两点，考察队正式发出电报(diànbào)：彭加木走失，下落不明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(zhōngwǔ)，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(shuǐ)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，队员们(men)获救了。第二天，部队又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，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，没有任何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(wéiyī)的(de)(de)突破，是在一片岩石间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，旁边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(duìyǒu)们知道，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，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追踪了几十公里后，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(de)消息。晚上12点，副院长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(gànbù)，由(yóu)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，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(lǐngdǎo)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，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(zhànyì)拉开了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(huíyì)，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，一共有四次。
第一次(dìyīcì)寻找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，6月18日到(rìdào)19日，队员们在宿营地周围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20日到26日，在收到呼救讯号后，当地部队和科考队员出动136人次，空军出动9架(jià)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(xíngfēijī)，在出事地点东西(dōngxī)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(dìsāncì)寻找是在7月(yuè)7日到8月2日，117人，48辆车，29架次飞机，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(wǒ)参加的就是第三次搜寻，当时公安人员还特意(tèyì)带着六条警犬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，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(tàirè)，警犬也丧失了嗅觉，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(de)生还已经基本丧失了(le)希望的时候，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：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地纪念碑(jìniànbēi)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，香港《中报》在头版头条的(de)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(qíwén)。
文中称，当年(dāngnián)9月14日下午7时许，一个名叫周光磊的“中国留美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(zài)华盛顿的一家(yījiā)饭馆吃饭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，新华社记者专门就(jiù)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表示，她和(hé)彭加木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虽然揭穿了所谓(suǒwèi)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，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，一时间出现(chūxiàn)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，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(měiguó)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，这样的说法完全是(shì)无稽之谈，“营地附近都有军事雷达，怎么可能(néng)美国或者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(zǒu)，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？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(péngjiāmù)》一书中，叶永烈回忆，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(de)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(yǒu)澄清流言的目的，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，就(jiù)能够击破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失踪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，第四次搜寻仍然无功而返(wúgōngérfǎn)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，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安排：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标志(biāozhì)；授予(shòuyǔ)他革命烈士称号；在上海龙华(lónghuá)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在(zài)罗布荒原(huāngyuán)，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名字。
此后数年，坊间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各种传闻，甚至曾有人怀疑(huáiyí)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(duìyǒu)起了争执(zhēngzhí)，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，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，但(dàn)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。
他认为，彭加木失踪的原因(yuányīn)，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，彭加木只身外出后迷路(mílù)，被(bèi)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记录，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，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的大风，黄沙(huángshā)滚动，天昏地暗。
其二，彭加木在雅丹土包阴面休息时，被坍塌(tāntā)的松土掩埋(yǎnmái)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，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(dàxiǎobùděng)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，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(jiānyìng)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，一刮大风，沙层极易坍塌，把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。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一直到今天，人们其实从未(cóngwèi)停止对他的寻找，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(zhōng)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，但是至今，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(jǐshínián)间，人们(rénmen)一遍一遍用红色的油漆，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彭加木曾用生命开启了中国科学界(kēxuéjiè)对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那次成功的考察，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(dǎxià)了重要基础，中国(zhōngguó)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了罗布泊(luóbùpō)研究的发言权，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，根据他(tā)当年提出的关于钾盐(jiǎyán)的观点，数十年后，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，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，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了2.5亿吨，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(wújiǎ)”的帽子。
直至今日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仍旧身埋在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(de)身体，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激励：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(jīngshén)，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(yuè)7日
原标题：沙海迷途(mítú)——彭加木失踪之谜
来源：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(hào)
彭加木（左）在新疆考察(kǎochá)时留影。
1980年6月24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(lǐ)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，原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新疆生物(shēngwù)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，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，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，他已经(yǐjīng)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，当(dāng)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仍唏嘘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一下子(yīxiàzi)安静了，我更是不敢相信，彭加木是我的战友和同事(tóngshì)，我当时只有(zhǐyǒu)一个念头，赶快赶回去，到现场去找他，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，夏训(xiàxùn)诚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。他们一起筹备了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(kǎochá)队，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，夏训诚任副队长(fùduìzhǎng)，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，让他参加考察团，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征求彭加木意见时，彭加木态度鲜明(xiānmíng)地劝说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赴美考察，不能失去难得的(de)好机会。“他还(hái)说，从长远看，这次进入罗布泊的项目考察，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，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，他建议(jiànyì)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，并告诉全世界：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了(le)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(zài)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了(le)巨大轰动，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一个多月(yígèduōyuè)后，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，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之约了。
1980年的(de)中国，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，电视都(dōu)尚未普及，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新闻报道的人(rén)，是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，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，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(fùjiàoshòu)徐鹏告诉他(tā)，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，彭加木在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(zhèyàng)的信息在(zài)当时是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，赵全章在归途中，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。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(zhíbānshì)核实了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情况，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，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(gōng)领导看的内参，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：只有一两架飞机，地面(dìmiàn)搜索人员也很不够(bùgòu)，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，新华社社长(shèzhǎng)穆青看了内参上这一新闻，当即决定：发公开稿(gǎo)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，新华社新疆分社在6月23日晚上，发出了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(de)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，中科院上海(shànghǎi)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，让她心里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，全国的(de)媒体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(zhètiáo)新闻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，不幸(bùxìng)失踪。
消息一出，举(jǔ)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(hé)数次寻找(xúnzhǎo)的毫无结果，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成了当时全国最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(xúnrén)的队伍；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向新疆，一时间，彭加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，彭加木并(bìng)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的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100多年间，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(dì)。从19世纪末(shìjìmò)开始，这里就曾吸引一批(yīpī)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，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，也不曾(bùcéng)挡住人们走近它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，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，在一场突然而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(bùxìngyùnàn)。
这片极具危险(wēixiǎn)的“死亡之海”，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？
1964年10月(yuè)16日(rì)，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，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核试验(héshìyàn)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(jīdì)所在的位置，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(luóbùpō)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，漫长的历史中(zhōng)，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(néng)看出，这里曾经是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(zhōng)国的史料典籍中，罗布泊曾有过许多(xǔduō)名称：有的因它的特点而命名，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；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，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，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(luóbùnàoěr)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，意为多水汇集(huìjí)之湖。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的(de)最低处，海拔780公尺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，形成(xíngchéng)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(zàilìshǐshàng)，罗布泊的最大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，曾是(shì)中国第二大内陆湖，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居，冬夏不增减”，可见它(tā)当时的丰盈(fēngyíng)，古人甚至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，这种说法从先秦至清末，流传(liúchuán)了2000多年。
直到(zhídào)20世纪(shìjì)中后期，塔里木河流量减少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，从(cóng)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上，人类第一次(dìyīcì)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。
照片中(zhōng)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(ěrduǒ)，不但有耳轮、耳孔，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奇特的地貌是(shì)湖水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卫星拍下的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(luóbùpō)。
罗布泊的神秘之处，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的地理构造，更源于它的特殊(tèshū)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(lìshǐ)传说。
罗布泊(luóbùpō)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，是在“楼兰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，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(guó)、公元630年消亡，历时800多年。随着楼兰国的消亡，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，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的故道不复存在，罗布荒原逐渐被(bèi)人们所遗忘。
直到1900年3月，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(de)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，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沙砾(shālì)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，这一“神迹(shénjì)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，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荒原上的“沙埋文明”，轰动一时。神秘(shénmì)的“楼兰(lóulán)”是20世纪最伟大(wěidà)的考古成就之一，而楼兰古国所在的这一片(yīpiàn)罗布荒原，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(nàbù)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：“罗布泊使我惊讶，它像(xiàng)座仙湖(xiānhú)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在和煦的阳光下，我乘舟而行，如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沙漠咸湖，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(huídào)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(chūyè)，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到新疆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，斯文·赫定认为(rènwéi)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，由于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(níshā)，沉积后抬高了湖底，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，又过许多年，抬高的湖底会(huì)由于风蚀再次降低，湖水再度回流，这个周期为1510年，所以，他认为罗布泊是(shì)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(zhè)一学说，在当时曾得到了世界普遍(pǔbiàn)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这片幽灵般的湖泊，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(jídà)兴趣。
1927年，中国科学(kēxué)家第一次靠近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(kǎochá)时(shí)，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组成一个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(zhīmíng)学者徐炳旭担任中方团长，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(shǒuqūyīzhǐ)的专家，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持续到1933年，考察队先后在(zài)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，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，在国内(guónèi)出版，引起很大(hěndà)反响。
此后(cǐhòu)的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(xīn)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，罗布荒原终于又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，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(kǎochá)队对塔里木(tǎlǐmù)下游和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(de)一次综合考察，当时，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组考察，遗憾地与当时尚未(shàngwèi)干涸(gānhé)的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，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，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，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彻底分流，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，罗布泊在上世纪70年代初(chū)全部干涸了，终结了它(tā)作为(zuòwéi)一个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，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，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(zài)将近20年的时间里(lǐ)，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这个地区。
彭加木也(yě)没有参加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的医院中，与(yǔ)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，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，22岁的(de)广东番禺青年彭家(péngjiā)睦从中央大学（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）农学院毕业，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，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，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(yánjiūsuǒ)工作。
1956年初，中央发出了“向科学(kēxué)进军”的号召，正当此时，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(jīhuì)。
科学院(kēxuéyuàn)的领导研究决定，派年轻(niánqīng)的彭家睦到莫斯科去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，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，无疑是(shì)(shì)一个好机会，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，但是他马上又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(jiù)在这个当口，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，组织了综合(zōnghé)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”，吸收各方面科技人才，准备组成若干(ruògān)小组，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(qù)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，31岁的彭家睦面临重要的人生(rénshēng)选择，经过反复考虑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：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(zuòchū)选择，我考虑的结果，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，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，别的同志也乐于(lèyú)去(qù)干，为了让科学(kēxué)在祖国遍地开花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(zài)同样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，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：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比边疆要好得多，而且他当时(dāngshí)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，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，他甘愿做铺路石子(zi)。”
1956年3月， 彭家睦的(de)申请正式(zhèngshì)得到了批准，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(shànghǎi)生物化学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，当时的职务是助理研究员。
此时，他(tā)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(le)北京(běijīng)。在迁户口时，彭家睦打了一个改名报告，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，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，在迁户口之前，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(de)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(zhōng)国边疆科考，彭加木直接(zhíjiē)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(yuànzhǎng)郭沫若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，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，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，其实是他(tā)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，着眼于(zhuóyǎnyú)小家，太狭隘了；他要跳出(tiàochū)小家庭，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(de)秋天，彭加木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。当时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，而在生物化学(shēngwùhuàxué)研究方面(fāngmiàn)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(yīdào)新疆，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，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，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。
1957年初，彭加木突然被(bèi)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，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，医生们根据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，彭加木最多(duō)只能(zhǐnéng)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(huòbùdānxíng)的是，在住院期间，彭加木又被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淋巴瘤，患这种病一般(yìbān)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(de)彭加木却没有被病魔(bìngmó)打倒，一年以后，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，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，回到新疆(xīnjiāng)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(chūntiān)，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，又踏上了西行的旅程，彭加木与罗布泊(luóbùpō)也从此正式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，一共(yīgòng)有过(yǒuguò)四次对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(nián)，彭加木曾到过罗布泊北部地区，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，他发现此地(cǐdì)土壤中的钾含量非常(fēicháng)高。1964年，他对(duì)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，由彭加木带队，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(gōngzuòzhě)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(yuè)上旬到10月下旬，历时40多天，行程近5000公里。
在对流入罗布泊的几条河的钾含量(hánliàng)作了初步分析后，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(kěnéng)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，在我国属大宗紧缺矿种，中国境内可溶性(kěróngxìng)钾盐资源严重不足，需要(xūyào)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(tóngshí)判断，在罗布泊的盐层中，还含有宝贵的原料(yuánliào)，比如制造飞机所需的镁，稀有金属锂等。另外，那里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(shì)重要的中子减速器，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，此外，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，属于(shǔyú)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(yǐlái)，我国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(tóurù)大量(dàliàng)的人力和经费，除了(le)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，其它地区成果甚微，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，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，在塔里木河下游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发现河水的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(zīliào)推算出河水的流量，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，由此估算(gūsuàn)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，可能还含有其他(qítā)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，彭加木是第一个提出罗布泊(luóbùpō)有(yǒu)钾盐矿(kuàng)的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，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新疆进行这(zhè)一次考察时，彭加木39岁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(zhèpiàn)神秘区域最初的研究(yánjiū)目标。遗憾的是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神秘大门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再次打开(dǎkāi)的时候，他已经54岁了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还算年轻。然而，重新(chóngxīn)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，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(nián)的冬天，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，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(fùsuǒzhǎng)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，由中日联合组成(zǔchéng)的(de)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来新疆(xīnjiāng)，在罗布泊附近进行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，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60年代被列为军事禁区，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训诚(xùnchéng)来说，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(yuánmèng)”一样，兴奋之余，他突然想到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(zhìlǐ)的夏训诚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，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结识多年(duōnián)，“我知道他一直想(xiǎng)去罗布泊找钾盐，这个机会千载难逢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，他把这个(zhègè)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彭加木，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连(lián)说“太好了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(réngrán)记得，彭加木当时像孩子(háizi)一样握着他的手，一直恳求他帮忙，与有关单位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，当时联系的(de)过程颇为复杂，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(wǒ)了解，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此行进入罗布泊，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的。”最终，执着(zhízhuó)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(jīhuì)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(búshì)一个严格的科学考察的组织，但是每一个队员都(dōu)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，作为地理工作者，夏训诚关注罗布泊(luóbùpō)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；而对于彭加木来说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(wèi)完成的考察计划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罗布泊地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时间里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(le)沉寂的荒原(huāngyuán)，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(yǎdān)，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，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(huídào)了乌鲁木齐的基地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，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，由他俩(tāliǎ)牵头，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(jiànyì)正式组建考察队，对(duì)罗布泊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，已不仅仅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(kuàng)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俄国人(rén)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，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，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：“罗布泊在中国，而(ér)罗布泊的研究(yánjiū)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表示，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，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(fù)院长，这无疑对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(zuòyòng)。
1980年初(niánchū)，通过各方面的努力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正式下达了成立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(wénjiàn)，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(duìzhǎng)，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，即将(jíjiāng)达成。
根据计划，这次对(duì)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是路线考察，时间定在(zài)1980年的5、6月间，第二年(dìèrnián)再进行后两次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(zhīsuǒyǐ)定(dìng)在这个月份，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(kōngdàng)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(bìng)不周全，“我们当时不知道，实际上罗布泊地区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，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(gōngzuò)，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(míng)专业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，这十位同志组成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，由彭加木率队，罗布泊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，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(le)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(de)通知，夏训诚遗憾地错过(cuòguò)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(jìde)，建议组建考察队时(shí)，彭加木曾悲愤地说：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的足迹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就觉得(juéde)应该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，使它(tā)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！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，而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需要牺牲，他是在进入(jìnrù)罗布泊之前，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以后，彭加木的话一语成(chéng)谶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(de)第一次深入性考察，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(běizhìnán)，纵穿罗布泊。在他看来，只有纵穿罗布泊，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的(de)真实面目。
但是，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(chénggōng)。彭加木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，有一个七人探路小分队，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，有些地面(dìmiàn)松软陷车，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(chētāi)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，损耗过大，无法继续前进(jìxùqiánjìn)。”
那天晚上，考察队只能原(yuán)地宿营。因为当时所带的汽油和水都消耗了不少，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返回，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(zàidù)前进。
湖底的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，最终用来给考察队开路(kāilù)的，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磅重的大铁锤(tiěchuí)。这个(zhègè)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的，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，大家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，彭加木的意见是(shì)正确(zhèngquè)的。5月30日，考察队重新出发，又一次(yīcì)到了这个地区，大家拿(ná)着铁锤下车，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砸碎。汽车颠簸前行，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，路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，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，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，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，彭加木凿开盐壳(yánké)，从下面瓦(wǎ)蓝色的沙层中取出(qǔchū)一个水样，兴奋地对(duì)大家说：“这里(zhèlǐ)可能有‘重水’！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，这无疑是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(céng)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经历：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(dìdài)，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，是(shì)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(yīxiē)了解，可算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了考察的最后一站(yīzhàn)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(mǐlán)农场以后，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(àn)原定的方案，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，彭加木突然向(xiàng)队员们提出了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(kǎochá)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，还有近一个月时间(shíjiān)。彭加木建议暂不回乌鲁木齐，利用剩下的(de)这些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对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，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，曾完成了(le)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，这次，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而过(guò)，他计划在余下(yúxià)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，穿过疏流河直至敦煌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，最后(zuìhòu)再回乌鲁木齐(wūlǔmùqí)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，但最终大家还是决定(juédìng)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(xiàng)中科院新疆分院汇报请求(qǐngqiú)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，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，但(dàn)一再嘱咐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，装汽油和水的时候，彭加木提议(tíyì)可以多装一桶汽油，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看，到了库木库(kùmùkù)都克这个(zhègè)地方有水井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计算，到库木库都克只有(zhǐyǒu)400多公里，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，在这一段路上，考察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(dà)麻烦。
6月11日，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，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(xiǎoshí)，车子只走了58公里，还不到计划(jìhuà)行程(xíngchéng)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是松软(sōngruǎn)的沙石地，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，就是那辆困在了沙窝子，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，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，结果，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，考察队终于赶到了库木库都克，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，却不得不再次(zàicì)外出——由于行程被耽搁，出发时带的汽油和(hé)水此时都快要(kuàiyào)消耗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(kùmùkù)都克”是维吾尔语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，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，休息(xiūxī)了(le)一会儿，便立刻出发去找水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(de)是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井的踪影。眼下，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车行驶几十公里(jǐshígōnglǐ)；水，则只剩下一汽油桶，且(qiě)已变质，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(hé)汽油，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，几乎陷入绝境的考察队决定向部队(bùduì)紧急求助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，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：“我们(wǒmen)已到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(shígōnglǐ)。我们缺油(yóu)和水，请求紧急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，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，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(huífù)的(de)时候，彭加木提出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，用(yòng)直升机运水太贵了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，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，从(cóng)驻军基地(jīdì)到宿营地，来回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，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，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(tīngshuō)，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“八一泉”加过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(shū)流河故道北岸，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0公里处(chù)。
所以，彭加木建议开车再往东面去找(zhǎo)一次水井，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队员们(men)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，这一路线要用掉大概半桶汽油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(běn)已不多的汽油，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，再作打算(dǎsuàn)。
第二天上午11点半，考察队收到了部队(bùduì)发来的电报：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，你们不要(búyào)动，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(jiēdào)电报，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彭加木，他拿(ná)着电文走出帐篷，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，于是又(yòu)回帐篷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，大家方感觉有些不妙(bùmiào)了。
此时，司机王万轩走出帐篷，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(yǒu)一张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，彭加木一路上一直(yìzhí)坐在这个(zhègè)位置，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(dìtú)拿起收好，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“我往(wǒwǎng)东去找水井。彭，17／6 10：30”
彭加木失踪前留下的最后(zuìhòu)一张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(zhètiān)上午写下的，日(rì)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，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才发现，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那(nà)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们怎么也想不到，这张(zhèzhāng)字条，竟是彭加木留给世界的最后(zuìhòu)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，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，他们按照字条的指引向东寻，沿着(yánzhe)彭加木那双42号(hào)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(jiǎoyìn)走了将近8公里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最终消失在盐壳地的边缘，搜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(fāngxiàng)。
为了(le)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，队员们(men)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，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(gōuhuǒ)，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，向东方开亮了车前大灯，并每隔一小时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，彭加木可以循着亮光，找到(zhǎodào)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，彭加木消瘦的身影再也没有(méiyǒu)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(rì)凌晨两点，考察队正式发出电报(diànbào)：彭加木走失，下落不明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(zhōngwǔ)，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(shuǐ)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，队员们(men)获救了。第二天，部队又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，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，没有任何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(wéiyī)的(de)(de)突破，是在一片岩石间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，旁边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(duìyǒu)们知道，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，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追踪了几十公里后，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(de)消息。晚上12点，副院长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(gànbù)，由(yóu)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，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(lǐngdǎo)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，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(zhànyì)拉开了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(huíyì)，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，一共有四次。
第一次(dìyīcì)寻找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，6月18日到(rìdào)19日，队员们在宿营地周围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20日到26日，在收到呼救讯号后，当地部队和科考队员出动136人次，空军出动9架(jià)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(xíngfēijī)，在出事地点东西(dōngxī)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(dìsāncì)寻找是在7月(yuè)7日到8月2日，117人，48辆车，29架次飞机，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(wǒ)参加的就是第三次搜寻，当时公安人员还特意(tèyì)带着六条警犬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，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(tàirè)，警犬也丧失了嗅觉，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(de)生还已经基本丧失了(le)希望的时候，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：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地纪念碑(jìniànbēi)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，香港《中报》在头版头条的(de)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(qíwén)。
文中称，当年(dāngnián)9月14日下午7时许，一个名叫周光磊的“中国留美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(zài)华盛顿的一家(yījiā)饭馆吃饭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，新华社记者专门就(jiù)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表示，她和(hé)彭加木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虽然揭穿了所谓(suǒwèi)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，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，一时间出现(chūxiàn)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，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(měiguó)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，这样的说法完全是(shì)无稽之谈，“营地附近都有军事雷达，怎么可能(néng)美国或者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(zǒu)，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？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(péngjiāmù)》一书中，叶永烈回忆，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(de)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(yǒu)澄清流言的目的，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，就(jiù)能够击破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失踪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，第四次搜寻仍然无功而返(wúgōngérfǎn)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，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安排：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标志(biāozhì)；授予(shòuyǔ)他革命烈士称号；在上海龙华(lónghuá)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在(zài)罗布荒原(huāngyuán)，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名字。
此后数年，坊间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各种传闻，甚至曾有人怀疑(huáiyí)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(duìyǒu)起了争执(zhēngzhí)，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，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，但(dàn)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。
他认为，彭加木失踪的原因(yuányīn)，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，彭加木只身外出后迷路(mílù)，被(bèi)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记录，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，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的大风，黄沙(huángshā)滚动，天昏地暗。
其二，彭加木在雅丹土包阴面休息时，被坍塌(tāntā)的松土掩埋(yǎnmái)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，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(dàxiǎobùděng)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，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(jiānyìng)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，一刮大风，沙层极易坍塌，把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。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一直到今天，人们其实从未(cóngwèi)停止对他的寻找，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(zhōng)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，但是至今，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(jǐshínián)间，人们(rénmen)一遍一遍用红色的油漆，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彭加木曾用生命开启了中国科学界(kēxuéjiè)对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那次成功的考察，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(dǎxià)了重要基础，中国(zhōngguó)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了罗布泊(luóbùpō)研究的发言权，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，根据他(tā)当年提出的关于钾盐(jiǎyán)的观点，数十年后，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，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，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了2.5亿吨，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(wújiǎ)”的帽子。
直至今日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仍旧身埋在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(de)身体，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激励：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(jīngshén)，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(yuè)7日
原标题：沙海迷途(mítú)——彭加木失踪之谜
来源：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(hào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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