观史｜回望诸葛合作社

在抗战烽火中，山东根据地曾发起合作社运动。当时的(de)合作社如星火燃起。起初，它(tā)(tā)是群众眼中的陌生面孔，带着些许理想主义的色彩，但随着减租减息的风潮兴起，随着群众的觉醒，它从消费走向生产，从单一走向多元，农具社、信用社(xìnyòngshè)、医药社……雨后春笋般(bān)破土而出，为人们提供粮食、资金、医疗，甚至文化的滋养。 在1946年1月召开的山东省(shāndōngshěng)农林合作会议上，主持人耿光波(guāngbō)介绍，据不完整(wánzhěng)统计，全省合作社共计4448处，共有纺车720735辆，织机106227张。 山东根据地的(de)合作社类型众多，从(cóng)中心社到联合社，再到生产推进社。这些合作社不仅支撑起了抗战时期的经济命脉，也为(wèi)未来的社会建设埋下了种子。 解剖一只麻雀，便(biàn)可窥见一群飞鸟(fēiniǎo)的骨骼与血脉。今天，我们回望沂蒙山区最早的合作社——诸葛合作社的起伏，以期重温抗战烽火中军民同心、一致斗敌(dòudí)的精神。 成立合作社，既是抗战形势所迫，亦(yì)汇聚着共产党人审时度势的智慧。当时，敌人(dírén)的围困封锁，使根据地军民(jūnmín)的经济(jīngjì)供给十分困难，我军的枪弹、衣食、医药极为缺乏，民众的生产(shēngchǎn)生活资料更是极度困难，有时一斤盐得10斤谷子才能换到。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，保障根据地军需民用物资(wùzī)供给，适应抗战需要，党组织发动群众掀起生产救灾支前运动。 在(zài)红色沃土诸葛乡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靳玉翰、王金增等，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，于1939年秋以(niánqiūyǐ)马家河北村王金增开办的染坊(rǎnfáng)为基础成立合作社，开始组织小农具经营业务(yèwù)。他们还以职业为掩护，传递党内情报。当年的染坊，现只留下地基遗迹，唯有大门口那眼深井保留(bǎoliú)旧时模样。 合作社(hézuòshè)(hézuòshè)紧紧围绕群众需求展开工作。当时的铁制小农具(nóngjù)稀缺且价高，一张犁子的价格与上百斤粮食的价格相近。为使当地农民能买到较为便宜的农具，他们从200里外的博山(bóshān)(bóshān)挑犁子、铲头、犁底等生产资料(shēngchǎnzīliào)，赶集摆摊，供应(gōngyìng)群众。同时，开展回收业务，将群众用坏的废犁、废铲等废钢铁收购起来，送往(sòngwǎng)博山换回新的。“合作社成立时，只有三五人，资金也困难，货用扁担挑，经营业务量小。后来业务量大了，博山货主就用骡子送货，基本平抑了市场，满足了供应。”马家河北村党支部书记王士友介绍。 当时八路军和党政人员生活条件艰苦，进入冬季，仍然穿着破旧的单衣(dānyī)。区(qū)乡政府发动群众开展募棉(mián)运动，解决党政军人员的衣着困难。诸葛乡当时所种棉花(miánhuā)很少，棉、纱、布均处于奇缺状态，靳玉翰、王金增先是(xiānshì)发动群众捐钱，每户从一千两千到三万五万不等（当时流通法币，万元(wànyuán)相当于现在一元）。后又组织人力从坦埠买回(huí)棉花，加工成熟棉，发动党员干部带头，开展土纺(tǔfǎng)土织。他们到外地请(qǐng)机匠当师傅、请木匠做纺线车，大力宣传，上门动员，很快发展到了十几个村庄。当时群众唱着募棉歌：“秋风起，天气寒，想起战士要衣穿，棉花土布价钱(jiàqián)贵，八路经费有困难，咱们组织募棉会，有钱出钱、有棉出棉，军民同心斗敌顽。” 1940年春天，靳玉翰等(děng)人借用了刘家河北刘门章的三间堂屋，办起了纺织社，添置了一部轧花机，一部弹花机(dànhuājī)，人员也有所增加。纺织社的(shède)主要业务是(shì)纺织、印染，同时经营生产资料。是年先后有上下华庄、百鼓峪等村，也办起了纺织社。在纺织社的基础上，1940年12月(yuè)，正式成立了诸葛乡合作社，靳玉翰任社长。 1941年春，乍暖还寒。合作社搬进了(le)李家河北村的一处老宅院(zháiyuàn)——合作社会计李洪正的家中。三间堂屋(tángwū)、一间南屋，外加个西棚，成了当时整个合作社的“中枢”。院子里时常堆着(zhe)棉花、纺车和布匹，脚步匆匆的社员(shèyuán)进进出出，或扛着染好的布料，或抱着账本低声交谈。 染坊依旧设在王金增家中，由他的(de)(de)弟弟王金沛负责洗染。可那时，物资紧缺，连最普通的驼黄色染料都成了(le)稀罕物，军衣迟迟无法制成。为了完成任务，合作社发动群众上山摘(zhāi)槐花、搓花粉，一筐筐送(sòng)进染坊。大缸里泡着的是黄灿灿的槐花水，染出的布料透着淡淡的清香，成了八路军战士身上的军装。 织机声此起彼伏(cǐqǐbǐfú)，妇女们坐在炕头纺线，男人(nánrén)们挑着担子往返集市，孩子们也(yě)学着大人的模样卷(juǎn)线团。这不仅仅是一场生产自救，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抗战行动。土纺土织不仅解决了军需民用，也让沉寂的村庄活了起来，老百姓口袋里有了余钱，脸上多了笑容，日子在战乱(zhànluàn)中悄然复苏。 1941年(nián)1月，沂蒙专署建立工商行政管理局。这一年在区联社领导下，诸葛乡的村社发展很快，全区65个村，村村(cūncūn)都有合作社。各村社发动群众入股，有钱(yǒuqián)的入钱，没钱的入物，股金多少不限，经营按季兑现红利。合作社还经营缫丝(sāosī)业务，夏天(xiàtiān)收起蚕茧，缫成小丝，挑到敌占区的泰安、潍坊、青岛(qīngdǎo)等地出售，换回部队急需的药品、军火等物资，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。 1941年9月23日，国民党五十一军进攻八路军坚守在卞山的(de)独立营三连及二区区委、区公所机关，诸葛乡根据地沦陷。这时乡合作社(hézuòshè)及各村纺织组都将物资财产实行“坚壁清野”，合作社的轧花机、弹花机未及时转移，被敌人(dírén)(dírén)抢去。安家(ānjiā)圈纺织组徐金铭将六匹棉布埋在土窖里，因坏人告密(gàomì)，被敌人扒去。在敌伪顽的进攻“围剿”下，北沂蒙仅有(yǒu)的十几个村的抗日根据地也被敌人占领，合作社只得暂时停业。 1942年8月上旬，我鲁中(wǒlǔzhōng)军区发起反顽(fǎnwán)战役，将国民党五十一军打退(dǎtuì)。在区委、区政府领导下，停业近一年(yīnián)的合作社又重整旗鼓开办起来，10月，成立(chénglì)了诸葛区联社。在区联社领导下，原来各村的纺织社、组也重新开办起来，并且不断发展壮大，又新建了不少村社(cūnshè)。这时的业务仍以纺织业和经营生产资料为主，并开始经营火柴、毛巾等小百货。 1943年，因连年战争和(hé)自然灾害造成严重春荒，区联社积极发动群众掀起了纺织高潮。纺线织布(zhībù)按质量好坏支付(zhīfù)工价，一等(yīděng)线每斤支付谷子8斤，二等6斤，三等5斤，织一匹布一等工价9000元(yuán)，二等8000元，三等7000元（当时流通的法币）。以工代赈，帮助群众自力更生，生产救灾，度过荒年。 1944年7月，诸葛区联社第一届社员代表会议在李家河北村召开。会议选出了(le)社长，并选举产生了区联社理事会、监事会。至此，区联社在机构人员方面进一步健全(jiànquán)和充实(chōngshí)。机构分为业务、会计、运输(yùnshū)、油坊、染坊、药股、门市等。 诸葛合作社的建设，在(zài)抗日战争中，对(duì)打破(dǎpò)敌人封锁、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、支援生产、解决(jiějué)部队被服、枪支弹药、医疗等问题，以及供应军需民用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，深得当地军民的拥护和支持。如略疃村社1944年3月份在200万元股金基础上办的纺织社，到6月份一结账(jiézhàng)，每个股金分红6000元。入股社员越来越多，全村百十户人家，只有两户未入股，股金增加到1000多万元。区联社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，股金不断增加，业务经营也逐渐扩大(kuòdà)。他们除原来的经营业务之外，还在下华庄(huázhuāng)、常庄两处村社开办了油坊(yóufáng)，在华庄、略疃等村社办起了小酒(jiǔ)厂。仅略疃一村，一个(yígè)冬天生产柿子酒40000多斤。 当时在(zài)沂蒙根据地工作(gōngzuò)的(de)经济学家薛暮桥(xuēmùqiáo)，一直关注诸葛合作社的发展。1947年，他在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讲道：“1944年，首先在沂水县(yíshuǐxiàn)诸葛区产生了一个真正由群众自己掌握(zhǎngwò)、且为群众所拥护的区联社。”在《怎样办合作社》一文中，薛暮桥指出：“只要群众生产上和生活上有(yǒu)困难，合作社就应当想法(xiǎngfǎ)替他们来解决。至于解决办法，可由群众自己商量。许多事实说明群众自己商量出来的办法，往往比某些干部主观想出来的办法高明万倍。” 而今，合作社的精神在诸葛镇开花结果。当地综合考量历史文化、自然景观、产业布局(chǎnyèbùjú)、红色资源等要素，将全镇100个自然村划分为“陌上花开”“钛向未来”“果乡沂河(yíhé)”3个片区，通过连片规划、连片投入、连片共建、连片发展，将各村资源有(yǒu)效整合、优化重组、科学配置。“我们(wǒmen)鼓励引导(yǐndǎo)各村立足农业(nóngyè)传统优势，成立党支部领办(lǐngbàn)创办合作社，发展特色林果、经济农作物种植产业，让村村有产业、户户有收入。”诸葛镇党委书记刘涛说。 （大众(dàzhòng)新闻记者 卢昱 通讯员 龙超）